第二百七十九章 十里洋场(2/4)

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塞进去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

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为被黑道压榨胁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号称脏乱差的“城村”，简直就像是天堂啊！

不过，比起如今印度城市里那些连贫民窟都没得住，只能睡在马路上打地铺，然后在睡梦之半夜被汽车轧死的穷人而言，民国时期上海的贫民窟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这座貌似很繁华的大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停产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印度人习惯于水葬）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尤其是言情，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人写的生活散，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章，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