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五十九章 文明(2/6)

这里我不禁要问：有几个人会像秋菊一样执着着要个说法？像秋菊一样不懂法的人在中国还有多少？现在的官员和当时的官员有什么区别？这或许是整个社会都应该考虑的问题。秋菊想要一个说法，是村长的道歉，赔理，而不是赔礼。她告到乡里，县里，乃至市里。前两者的结果都是村长赔钱。后者的惩罚更重，直接把村长抓走了。

可是秋菊要的说法呢？有法律说没按判决结果赔偿的要强制赔偿。却没任何条例规定没按照协调结果各自反思和道歉的要强制他道歉。就算有，这样强制来的道歉能安抚秋菊不服气的心吗？

如果她要一个说法，一个认错和道歉，只能通过协调解决。最后走上法律程序，岂不是南辕北辙了？让一个人认错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像村长这样的倔人，即使在心里承认错了，嘴上也绝不会屈服。这样看来秋菊的愿望太不现实。

结局很错愕，村长在秋菊难产的关头帮忙把她送到医院，救了母子两命，而满月酒那天。村长被抓走拘留。

秋菊一路追，那时她其实什么也不想要了。

执著的时候觉得自己要的那个东西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到头来，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影片里秋菊重复最多的就是：“俺就是要一个说法”。

配音不得不赞，巩俐也尤其的入戏，尤其是村长把10张20元扔在地上，说：“捡起来，这事儿就算完了”。秋菊见后。嘀咕道：“完了不完了也不是你说了算”，然后忿忿的走开。那个十足的味道让我感同深受，因为我在秋菊身上看见老娘的影子。倔脾气，但是好心肠。

我又何尝不是哎。

结局让人矛盾，村长被拘留了，秋菊不仅没有得到她想要的“说法”，还站在村长刚刚去县城的路上焦急瞧望着远方，这是为什么呢？估计秋菊自己也不明白。

老谋子设定了秋菊这样一种人物形象，围绕她打官司一事，把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百姓心理刻画的惟妙惟肖。结构严谨，故事单纯，内容饱满。余味不绝。

法国大革命麻烦吧，各种改革制度麻烦吧？大家一起商量政治问题多麻烦啊，我们干吗不靠一个人管算了？《宽容》序言里那些先行者怎么就那么不怕麻烦给后来的怕麻烦的人开辟出一条新路呢？其实人都是懒惰的，对还可能继续下去的所有老旧形式都存在幻想，总是觉得爱迪生那种人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研究电灯，有这个不怕麻烦的劲头能点多少次蜡烛了。

比如去年闹的沸沸扬扬的网络打虎。你说那些人怎么就不嫌麻烦分析那东西呢？

比如去年依旧非常热闹的史上最牛钉子户，她怎么就不怕麻烦非得说“我是公民不是刁民”呢？

比如麦当劳所有热饮上那几个“”的标志，不就是一个老太太被烫之后，不怕麻烦告法院告出来的吗？

我们总觉得那东西叫麻烦，较真的人是傻冒。于是我们就每天生活在傻冒推动出来的世界里，乐呵呵地对自己的朋友说，你看那人，傻得跟个x似的。怎么连上个厕所都要发票。

其实我们太懒。我们干吗就不能想想，两毛的花费也是个花费，我应该想要发票就能要到。

我们聪明我们明理我们知道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古人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们也只能心甘情愿地被过去的礼法所束缚被传统的观念所捆住被平庸狠狠地磨灭棱角，成为平庸人一个。连自己的权利在何方都不知道，如此了却君王天下事。

有太多东西因为麻烦被我们忘记。比如说，权利。

秋菊那事也不是什么大事。一个片子就围绕着这么点p事来回打转。从村到乡从乡往上再到市再到法院，最后一个轻伤把村长拉到局子里关半个月了事。据说这片当年普法用的。秋菊什么也不图，一心就是要个说法。到哪都是那几句陈腔滥调。可它在理。

尽管我们说那是在自找麻烦，挺着个肚子做什么不好，接受村长那200块钱有什么不好。其实没什么不好，只是想较真了。我们不心疼那点钱，我们要个说法。

权威是权威，但理也是理。

巩俐在戏中穿着个花袄，一字一句都透着个倔。“还没过年了，辣子就都快卖光了。”即使这样也还是没阻止她上访的脚步。这种一门心思看得我是心有戚戚。巴不得自己对梦想也有这种勇气去较真努力。

我们缺的，恰恰就是较真的人。

老谋子当初的电影，怎么就可以跟现在形成这么强烈的对比，其中的反差大得就跟07和08的股市似的。他当时就是描写西北那样一群人。倔强。善良，温柔地活着。或者吵架或者帮顶天的忙，感情深邃而内敛，完全中国人式地活着。而只用了4个专业演员，简直就是部纪录片。每个生活细节都看得出用心。吃的面拌的辣子都有专业感。

其实我当初看《英雄》还觉得挺好的。可后来一路看上去，决定感叹一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部《活着》至今仍然把我感动得够戗，不知道这跟我是余华的粉丝有没有关系。

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西方引进的法律。真的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吗？西方历史孕育出的法律，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吗？

法律局限于特定的程序，对于很多事情实际上无能为力。

秋菊真的是要给村长什么惩罚吗？不是。用秋菊的话说，她只是想讨一个说法。事情按照正当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