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章 ：王爷的马车(2/3)

份诏书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朱元璋登上帝位后，并不以此为满足，紧接着又部署制定一整套的礼仪制度。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1369）八月，明太祖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为由，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余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参修礼书。当时恰逢《元史》馆第一次散局，被征入史局的新淦名儒曾鲁“将乞身还山”，在宋濂等人的举荐下，明太祖“因命与诸儒同纂修”礼书。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礼书修成，明太祖赐名曰《大明集礼》。同时，“授曾鲁、徐一夔、周子谅、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赐还乡里，俱赏赐有差”。

有学者提出，贫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为何对制定仪礼制度大感兴趣？这是因为朱元璋虽然“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但是其在政治上比当时一些割据地方的军阀高明，具有远见卓识，在参加起义军并独树一帜以后，他曾认真总结元朝政权倾覆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元朝统治者缺少严格的礼仪制度，致使“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使天下骚动”。就连郭子兴等各股起义军队伍的先后失败，朱元璋也认为是由于“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丨乱，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他认为，若想推翻元室，建立起稳固的新政权，就必须要有详备、严格的礼仪制度。因而，当群雄割据、干戈扰攘之际，他就做好了制定礼仪制度的思想准备。而制定礼仪制度必须依靠读书人，因此在明王朝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内，朱元璋对知识分子是相当器重的。

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初登吴王位，便立即告谕群臣：“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民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明太祖在登极后不久，即征召数十位在野儒士进京，会同朝中儒臣考礼、议礼，修纂了《大明集礼》，为恢复明朝初期的封建秩序和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的学者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礼仪制度的的用意还在于消除元代旧习，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强化朱明新王朝统治者的地位。打消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权的人们的疑虑。强调封建等级制度，尽快恢复由于元末农民战争而被削弱的封建秩序。因此，议定礼仪就成了朱元璋登极之初的一件头等大事。

他登极后一年之内，曾数次诏令朝臣议定各项礼仪。仅见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元年（1368）闰七月，诏定军礼。“命中书省会诸儒臣议古者天子亲征、遣将、出师告庙、奏凯献俘，及lùn_gōng行赏诸礼仪。历考旧章，定为成法以进。”九月，定正旦朝贺之仪，又定中宫朝贺之仪。十一月二十六日，议耕藉礼。二十七日，定皇后、太子妃嫔、百官命妇冠服之制。二十九日，定太子及品官庶人冠礼。十二月初五日，“诏中书省会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及“三师朝贺东宫仪”。初七日，诏令礼部及翰林诸儒臣议定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制。十七日，诏令礼部尚书崔亮等议定中外官员亲属冠服之制，“凡内外官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等所用冠服均有定制，不得僭越”。二十三日，颁社稷坛之制。当时朝中博通经史、谙习历代掌故的儒臣，如李善长、刘基、钱用壬、崔亮、朱升、陶安、詹同等人，都参加了议礼工作。其中崔亮出力最多。

洪武朝首任礼部尚书钱用壬，除“与陶安等协议郊庙、社稷诸礼”外，又援引汉魏以来典制议定了释奠、耕藉礼。翰林学士朱升议定了宗庙时享、斋戒之礼，刘基议定了百官朝会礼，詹同议定了裕禘礼。

朱元璋还将议礼作为一种笼络、收买在野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自南宋以来，朱熹理学兴起，并逐渐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江南一带，朱学蓬勃发展。一些读书人有的一生“不事科举，一意经学”，有的虽曾踏人仕途，但对做官兴趣不大，却“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尤其是元末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知识分子为避祸，埋头治学，更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到了明初，金华、徽州、江西等地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明太祖征召这些人参与议礼，不仅是对理学的推崇，使之成为显学，同时也可使理学渗透到各项礼仪制度之中，以期达到“讲道道德，兴起教化”的目的。

朱元璋还利用江东文人“以文墨相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