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八旗与南明永历军队作战时的伤亡及后果(2/3)

丁，增加了五千一百八十五人丁，即人丁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这表明蒙古八旗在入关初到顺治五年并没有作为清廷的主力参战，故其人丁能保持每年百分之四的增长率。时间又过了五六年后，据顺治十一年的八旗编审男丁册记载，蒙古八旗只有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丁，与顺治五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丁数，反而减少了百分之十。这表明顺治五年之后，蒙古八旗已经被清廷当作主力投入战场使用了（这时候的满洲八旗由于连年征战，人丁消耗不少，不得不把蒙古八旗拖下水），蒙古八旗与满洲八旗一样，竟然同时在五、六年间减丁百分之十左右（平均每年减丁百分之二左右），再次证明了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是人为操纵的结果。参考蒙古八旗在入关前到顺治五年间每年百分之四的人丁增长率，可以判断出满洲八旗和平时期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长率亦应该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左右。根据上述八旗编审男丁册记载的入关前夕至顺治十一年间，满洲八旗人丁平均每年减少的数字（平均每年减少百分之二），与满洲八旗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长率的数字相加（每年正常的人丁增长率应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则满洲八旗入关后平均每年实际减丁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如果死亡与战伤的比例按照为一比三计算，那么满洲八旗入关后平均每年的伤亡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可以认为满洲八旗在入关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一旦伤亡率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会停止军事行动，班师回朝。请看清廷入关后一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十月，清廷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追击李自成，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移师南下（顺治二年年六月，阿济格班师、九月，多铎领兵回京）。顺治三年（隆武二年）正月，清廷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领兵由陕西入四川追击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师还）。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二月，清廷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领兵征金声桓（顺治六年三月班师）。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九月，清廷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攻李锦；顺治六年（永历七年）正月，济尔哈朗入湖南（顺治六年三月班师）。顺治九年（永历六年）七月，清廷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出征湖南（顺治六年五月，命孔有德征广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广东，其后，南明李定国反攻广西、湖南，孔有德败死，故清廷命尼堪仓促出征，尼堪其后又败死，顺治十年，清廷命屯齐继任定远大将军，统兵征湖南，顺治十一年三月，屯齐班师）。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十二月，清廷命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由北京赴福建攻郑成功（顺治十四年三月，济度师还）。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命经略洪承畴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等分别由四川、广西、湖南进攻贵州（顺治十六年二月，罗托班师）。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正月，清廷命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进攻云南（顺治十七年五月，多尼班师）。满洲八旗入关后几乎每次出征的时间都是选择在冬春之交（多数在当年的十月至次年的二月间，少有的例外是顺治九年，南明李定国反攻，清廷命尼堪仓促于七月出征），值得注意的是，入关前的满洲八旗是没有这种“冬春出征”的作战规律的，但入关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冬春出征”的作战规律呢？前面已经说过——满洲八旗人丁的补充不是无限制的，大多数的情况里一年只能补充一次——而每年的冬春之交，必然会有一批新的八旗子弟“成丁”，这也就是伤亡累累的满洲八旗补充新兵再度出征的时候。综观满清入关后的作战，满洲八旗的进攻与休整几乎一直在有节奏的交替进行着，南明政权却文恬武嬉，象李定国那样顾全大局、主动发起进攻，打乱满清战略布置，令满洲八旗仓促出师应付的例子实在太少了。从满洲八旗历年频繁班师的次数就可以看出其色厉内茬的本质，清廷之所以能够战胜南明的永历政权，除了南明政权缺乏凝聚力之外，更多的是依靠不用频繁班师的汉兵，这已经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了。——参考：吉林文史出版社周远廉著的《顺治帝》及诚著的《南明史》满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五月，顺治帝下诏委任降清汉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这五省的征战抚绥，全由经略决定，清廷不予干涉，只需事后报闻即行。以降清汉臣为主要战场之大军统帅，且其士卒亦以汉兵（绿旗兵）为主，在此之前还未曾有过。那么，清廷为何做出如此重大转变的决定呢？有其客观原因，就是满清八旗军军威已经今非昔比了。时间上溯到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及广东提督李成栋先后叛清归附南明，南明永历帝亦招揽张献忠余部孙可望为景国公，此时，南明有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之地，一时有复兴之象。清军对南明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扑，与南明军队在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展开了拉据战，其中尤以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南明李定国部先在桂林击毙满清定南王孔有德、后在衡阳击毙满清敬谨亲王尼堪影响最为巨大，“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在这一系列的征战中，满清八旗兵遭到了惨重的伤亡。那么满清八旗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