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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每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公民都会为之感到骄傲、光荣的时代，霜芽儿走出人群，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说，大先生，把酒瓶里的那点酒全喝了吧，今夜要让大先生痛饮，我们劳动人民已经获得了解放，所以值得痛饮，那些拥挤在红墙院子门口的丫环、小厮都说，大先生，喝了吧，喝了吧，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是你的亲人，喝了吧，大先生，我激动万分，仰起脖子，把酒瓶里的剩酒一饮而尽，然后丢了酒瓶，对大家边看边笑。

隔天一早，我带着顾福礼，跑到李唐城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我对政府领导说了自己愿意捐献吉府宅院及府里文物的意愿。政府领导说，大先生有此觉悟，说明大先生已是新社会当中的一员了，新社会号召每个公民都要大公无私，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这次政府对吉府有政策，不是捐献，而是收购，所以大先生同意的话，就在收购合同上签字。我签了字。在签字时，有政府工作人员拍了照。几天后，这张照片，连同吉府宅院及文物被政府收购，政府准备将吉府宅院改造成为庭院式博物馆的消息，一起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经过数月准备，新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李唐城政府领导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仪式。我被任命为博物馆副馆长，日本友人川次郎被任命为顾问，顾福礼也有任命，他的职务是博物馆文物管理科副科长。

在此前几天，准备布置博物馆展厅，我提出，要将“四壶”放于同一间展厅的同一个展柜里向公众展出，川次郎也十分赞同我的意见，他对这四件文物也有感情，特别是唐代酒壶，要是没有川次郎的捐赠，这件文物就会流失海外，去向日本了。

欢庆仪式结束，我带着博物馆部份工作人员，把市里各级领导送到博物馆门口。当时在门口大街旁边，落满了鞭炮炸过后飘下的红、绿色纸屑，有几个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这些纸屑。我对街景观望了一会儿，便要和川次郎、顾福礼转身走入博物馆，却突然听见有人在街对面高声喊，大先生，大先生……我回头找人，原来是骆花带着助手来了，两人跑到我跟前，都笑，后来骆花先开腔说话，大先生，助手是来问你要吉府财产的，骆花说完，带头笑起来，大家跟着笑，笑得最厉害、最幸福的是助手，我笑过后，问助手，你手上那张纸条呢？助手仍在笑，他双手一摊，说，没有啦，不见啦，掉啦，我摇头，这怎么办？我说，这怎么办？没有凭据，吉府凭什么要分财产给你？在场人又一次大笑起来，顾福礼说，还吉府呢？吉府已经没有了，不见了，掉了，现在这儿是李唐城博物馆，是国家单位，要分财产，就找国家单位去分吧，助手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如今是医院里的医生，也是正式国家单位里的人，我今天是来庆祝新博物馆成立的，要分财产？我这是在跟大先生开玩笑呢，大家都在欢闹时，川次郎哼出了一首歌曲，细细听，是那首很著名的歌曲，歌名叫《**的话记心上》，嘿，一个日本人，竟然会唱这首歌曲？川次郎头一仰，说，我的怎么不会唱？我的会唱，你们的会不会唱？会哪，大家响应，川次郎说，好，乘着今天高兴，我的指挥，你们的合唱，好呵，大家应着，都等川次郎挥手指挥大家唱歌，川次郎手儿一举，开始，一下，两下，三下，开始：“太阳出来照四方，**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哎，**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照得咱心里亮……”大家唱得情绪激奋，声音嘹亮，正在这时，从街道旁边钻出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少年，他高声问，谁是吉府里的人？我闻言，身子微震，因为看他气乎乎的样子，猜想可能会有什么事要发生，我让大家先停一下歌声，问青少年有什么事？青少年气愤地指着我，说，你是吉府里的人吗？你们吉府说话不算数，欺负人，你们吉府两位姐姐骗了我，原来这个青少年就是好多年前爬到树上，把树上一顶西瓜帽摘下来，送予算旦、算芭的那个人，当时算旦、算芭答应他，事后回送他一只楔狗，当时他只是八、九岁的孩子，我听他说到“吉府里两位姐姐”，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我也不理青少年，只顾自言自语说，两位姐姐没有了，没有了，“四脂”没有了，不见了，走了，青少年越来越愤怒，一手狠狠指着我的鼻梁，大声说道，我不管，我把帽子给了两位姐姐，两位姐姐没把楔狗给我，你们吉府骗了我，骗了那时候的一个孩子，我爬上树，摘下西瓜帽，把它给了两位姐姐，可楔狗在哪儿？没有，半条都没有，青少年说着说着，便跳了起来，后来是暴跳如雷，跳到大街当中，声音嘶哑地叫喊道，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吉府欠我一条楔狗，你们欠我一条楔狗，你们欠我一条楔狗，你们欠我一条楔狗……

8年3月至2009年12月写于苏州裹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