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第440章 南望（求月票）(2/3)

“根据荷属东印当局四十年前颁布之法律规定，荷属东印居民被分为四等，第一等为欧洲人，第二等为荷兰后裔，第三等为和欧洲人同等待遇者，第四等为等同原住民同等待遇者，而华侨则为最末等……”

“除地位上加以限制外，其还规定华侨必须留辫子，他们认为这是华侨的标志，且华侨不准穿西装，只准穿对襟的马褂……”

只手端着茶杯，唐浩然只是默默的听着，那眉头越皱越紧，脸色中的怒意也越来越浓，可在另一方面，他的心底却又似长松了一口气，这不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吗？

或许，对于唐昭仪等外交官员们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在荷属东印设领，以争取走出去，建立东北自己的外交体系，但对于唐浩然而言，他却早已经虎视眈眈的盯上了荷属东印，一方面是盯上了那里的油田——婆罗洲的油田直接关系到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的石油战略安全，所以才会处心积虑的想要夺取婆罗洲。

而在另一方面，现在关内李鸿章对东北的警惕，使得唐浩然不得不想办法转移一下国内的注意力，而没有什么比外事更容易转移注意力。一但东北于南洋挑起事端，那么，李鸿章所看到的将是东北的力量为南洋牵制，加上“愚蠢”的外交得罪的“西洋人”，自然会放松警惕。

如此一来，东北方才有机会继续实施“韬光养晦”的战略部署，为下一步计划做好准备，而不至于过早的将本就虚弱的力量陷入纷乱的国内争斗之中，进而影响到整个战略部署。

一句话说完，现在唐浩然并不想插手关内，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时机，现在对于国内中上层社会而言，他只是一个“叛逆”，年青而没有声望，这意味着现在入关，很难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毕竟对于那些人而言，相比于年青的唐浩然，他们更愿意支持如李鸿章、张之洞等那样老成执重，早已名满天下的大人。

时间是硬伤，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于国人而言，东北以及自己的根基实在是太过薄弱，所以，非到迫不得已，他们是不会选择东北的。甚至就连同唐浩然一直以来最得意的“令美帝扩张止步于夏威夷”的“外交成功”，在国人看来都是“年青人的狂妄之举”。

那些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外交，更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战略。自然无法理解唐浩然的深意，可问题就在于此——正是这些人掌握着中国的话语权，即使是如唐浩然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至少眼下，既然不说是让步，也得顾忌到他们对话语权的掌握。

若非是顾忌到那些人，现在关内的新政，又岂只是“打补丁”？即便是看起来极为大胆的袁世凯，每一步棋走起来，也是小心翼翼的，即使是稍有大量之举，那也是打着“为民福祉”的名义。甚至说连同直隶那边的土地调查，也是查而不告，直接将调查所得数据收入总督府，而不作收税标准。

没有任何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未夺取天下时，就得罪掌握话题权的那部分人，纵是半个多世纪后的“土改”，那也是解放后方才“全面推行”的，在此之前，更多的是降租减息，是利用旧制以为税收，至于“公私合营”更是无人会提，不仅无人会提，反倒是大谈振兴民族工业，支持民族企业。

自古以来造反者总会轻许诺言，以争取所谓的民心，而民心在何？不外乎掌握话语权的人手中，也就是在那些士绅的手中，百姓总是盲从的。

也正因深知其中道理，唐浩然才会对关内表现的谨慎非常，因为他既没有十几万干部可以派往全国，更没有百万工作队深入农村，而且，这个时代的农民更保守、更传统，甚至在关内的农民眼中，他唐浩然不过只是一个“目无君父的乱臣贼子”，至于什么所谓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更是空洞之词，全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是于东北人而言，又有何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冒然卷入关内的事端无疑是不智的。非但不应该卷入，还应该千方百计的避免将关内的矛盾惹于已身，避免关内对东北的“过份关注”。

现在，因为舰队，已经引起了关注的注意，那么如何消除这份关注呢？只有将国内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外了，而且……在内心深处，唐浩然同样渴望着为自己正名，令关内百姓不再视自己为“乱臣贼子”，而是“民族英雄”。

“……其从华人中挑选一些可供其利用之徒，委以一官半职，授以一定权力，来处理华人事务，这既为甲必丹制度，他们领取荷人之俸，自然为荷人办事，如收税、诉讼、签发各种证书之类，他们有一定权力自然可作威作福，其中虽不乏热心为同胞办事者，但媚外成性，狐假虎威、鱼肉同胞、为虎作伥者亦不在少数，其以中国之人欺中国之民，可谓是丧心昧良……”

“啪！”

猛的用力拍一下书桌，唐浩然沉喝一声。

“此等汉奸，实是该杀！”

恰到好处表现出自己的义愤填膺之后，唐浩然又站起身来，怒言道。

“还有这荷兰人实在是欺人太甚！当真是欺我中国无人，欺我兵舰不能护民？”

尽管心下早已经拿定主意，可是唐浩然知道，至少在外界的面前，自己不能够表现出跃跃欲试之态，而应该树立一种“被迫与无奈”，从而弱化“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