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关于衡水中学之争议(2/3)

对衡中的感激之情甚至在很多校友心中甚至颇为强烈：“衡中三年，受益一生！”衡水中学96届校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先知衡中‘苦’，后知衡中‘福’。”“虽然衡水中学的一些制度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看来有些严苛。但是我想，每一位从衡中毕业的学生回过头来，都会深深地感激。十几岁的年纪，正是个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候。军事化管理让我们学会了整洁与高效，跑操让我们有着健强的体魄；每次考试排名的较量，激发出了我们每个人最大的潜力。”/p

但是高压的方式，并没有让这些衡中学生养成持续的习惯“在走出衡中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我的放纵，许多当时在衡中形成的良好生活生惯，逐渐丢失了。熬夜、不锻炼、不再对自己严格要求，得过且过。”学生对它的感情也颇为复杂“我毕业于衡水中学，我感激它教会我的种种，但我不会怀念它。”/p

家长/p

贫困家庭与“城一代”的反应南辕北辙/p

来自家长的对衡水中学的褒与贬，与其说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两种不同教育理念的冲突，不如说是分处不同阶层或身处不同发展阶段的群体的利益诉求冲突。约翰?亚当斯道明了一切：“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因此我的孩子们能够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该学习数学、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使得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物和瓷器。”/p

对于贫困家庭子弟来说，高考一张卷考语数外数理化是最理想的安排，成本上就是课本与习题册的花费，然后必要的天赋与勤奋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可以自学，老师的作用重要，但并非不可缺却。这样的高考竞争，实际上为贫困子弟通过个人努力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提供可能。/p

所以有家长鼓励身在衡水中学的孩子道：“你在努力地付出，付出总会有回报的。衡中可以说是强手如林，身在其中的孩子肩上背负着超乎寻常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方方面面，有学校的，有家庭的，有社会的，有自身的等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谁适应环境快、适应能力强，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p

而对有些城市的孩子来说，从小就有机会接受美术、音乐等教育，另外，部分孩子的父母“城一代”也并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复制他们的中小学生活。“城一代”的高中生活异常单调与辛苦，各种刷题，各种自我磨砺，或者说，他们就是从家乡的“衡水”走出家乡的，现在回忆起来也未必感觉美好。类似于“钟摆效应”，一部分“城一代”并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复制他们的中小学生活，这些群体对于衡水中学准军事化、标准化的教育管理所持的多是贬抑的态度。/p

专家/p

衡水模式的争议不在于应试教育，它是教育公平的幻影/p

着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关于衡水学校的舆论关注点偏离了实质问题，在当前的升学评价制度之下，我国大多数省市的高中都没有摆脱应试教育，所以无谓讨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p

他认为，“衡水模式”和其他省市，如江苏、浙江高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于衡水中学(以及其开办的民办学校)拥有面向全省跨地区招生的特权，可以汇全省初中尖子生而“育之”。而这种在全省范围内抢生源的情形，只会令农村生、贫困生进名校更难。/p

深入分析衡水每年考进北大清华学生的情况就会发现，衡水中学根本不是为农村生、贫困生提供进名校的路径，而是用全省招生得来的升学政绩打造的一所“名校”。由“县一中”到“超级中学”，不仅使县中学的生源流失，也使农村学生升学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导致农村地区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进不了好高中，就不上高中，进而初中期间就辍学。这与对衡水中学的“平等”、“公平”的赞扬截然相反。/p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也是旗帜鲜明地抵制衡水中学这种超级中学。他认为这种将优秀教师、优秀学生集中到一二所学校的做法，破坏了地区整体的教育生态。“超级中学通过违反政策的跨区招生取得的高考成就并不令人钦佩，因为这些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在其它学校也能考上，是优秀学生成就了名校，而不是相反。超级中学凭借的不是公平竞争，而是违规招生、提前掐尖的特权。”/p

同时，他也认为这些建在地级市和省会的超级中学，由于远离农村，教育成本更高，必然导致农村学生的上学困难，不利于教育公平。另外，杨教授还认为，这些超级中学往往规模巨大，必然导致教育功能、教育品质的异化：“这就是巨型学校必须采取严格管束、量化管理的原因。”“虽然成功、卓越、坚强、效率、纪律等其中不乏积极的因素，但整体而言，与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与生动活泼、个性发展的素质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以升学为人生成功的励志动员，是缺乏价值内涵的。”/p

面对衡水中学此次的争议，署名为衡水人的作者发表文章《衡水中学怒了！为祖国培养人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