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 30 雍熙二年(2/3)
此也是“有见识”的。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而这些毫无疑问是刘旸的核心力量所在,从各方面支持着他的执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汉帝国在世祖皇帝统治晚期,出现了各种弊病,国力有所衰退,但统治阶级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还是很强的,朝廷的权威也足,从官方到民间,风气从整体上也是向上。
没有这些,像刘旸这么搞,早就沸反盈天了。诚然,大汉诸道州都有各种跌破下限、毫无吃相、贪婪到近乎愚蠢的剥削行为,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连最后一粒粮、一枚铜钱都不愿意留给底层下民小农。
而通过这么一场“政治进攻”,刘旸也才真正意识到,世祖皇帝留给他的,究竟是怎样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核心,不是皇位、耳目与财富,而是那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稳定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社会管理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权力,那么皇权几乎是无限的,当然,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触及到那最高的上限。
为此,刘旸甚至不由反思继位以来发生的种种状况,有些事情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依其预计,他登基之后的情况,应该是众正盈朝,君臣一心,共同匡正大汉积弊,让国家重新走上一个正轨,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谐、繁荣昌盛的清平世界。
但显然,刘旸此前太“天真”了。痛定思痛之后,刘旸得出了一个结论,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他保留了太多东宫时期的心理与作风,名位虽到了,但思想上远没有跟上。
要知道,世祖皇帝为何会拥有那般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不是白来的,也不是靠活得久,那是他张开獠牙利口生生抢来的,那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上的。
或许不那么充分,但当刘旸真正认识到手中权力,并利用其治国理政时,大汉帝国也自上而下地向着曾经的秩序恢复。
平心而论,从刘旸登基以来产生的种种风波,出现的累累乱象,如全部归咎于他这个雍熙皇帝无能,诟病他软弱迟疑、掌控力不足,那是有失公允的。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世祖皇帝的问题很大,他既创造了一个巅峰的封建帝国,也带给臣民无尽的压力与麻烦。
而比起继承世祖皇帝的伟大,刘旸更大的挑战,反而是如何一边承受着那光环的反噬,一边给先帝买单擦屁股,税改是一方面,蜀乱也是一方面,两者之外,还有更多。
蜀中起义,对于还未彻底走上正轨的雍熙政权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对皇帝刘旸来说,同时也危中有机。
继位之初的各种挣扎犹豫,无处着手,也随着蜀乱的爆发,让刘旸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一个统筹内外、驾驭权柄的契机。
当然,前提是要取得胜利,川蜀的乱贼要平定,然而,半年多了,进展并不是那么地顺利
时下已是雍熙二年仲春,视角放回到广阳伯府,黄昏将至未至,天空已布满绚丽的色彩,比起平日,赵匡义回府可要早多了,并且心情很是不错,嘴角洋溢的笑容怎么也敛不住。
让前来迎接的伯府长子赵德崇都忍不住开口询问:“今日有何喜事,让父亲如此开颜,莫非蜀乱平了?”
闻问,赵匡义立刻收敛了,面上不再挂着喜颜,恢复了他政事堂二号人物的威严。
伸手朝里,在赵德崇的陪同下,穿过中庭,直入正堂,方才说道:“蜀乱未已,不过你父权柄更甚了!”
迎着赵德崇讶异的目光,赵匡义嘴角再度露出笑容,解释道:“陛下让为父协管都察院,今后这朝廷监察事务,也由老夫过问了!”
过去的一年,准确地讲是过去半年内,都察院的权威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这完全是由皇帝刘旸催动的。
刘旸要搞吏治,除了对官员的教导培养、人事调换之外,监督工作是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而在世祖时期,朝廷监察系统也是几经调整,权力不说没有,但总归是要弱上那么一环的。
监察工作不好做,既要去啃骨头、得罪人,自己还要持身以正,随时抵御各种外界的利诱与威胁。而世祖皇帝,又是个更偏向剑走偏锋,搞特务监察的,自然就导致都察院的权威无形被削弱。
而刘旸登基以来的做法,便对都察院的权威进行了重塑,为此不惜限制皇城、武德二司,今春以来,又再度明诏,将都察院内外各级御史权责明确,同时增加行政拨款。还放出话,下一次科考,将再适当提高明法科的录取人数与录取率。
一时间,都察院的官员们,腰杆子也硬了,头也能抬头了。被刘旸拜为“都察使”的杨业,更是炙手可热。监察系统,对大汉官员你的吸引力也肉眼可见的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让实际为政事堂副相的赵匡义协管都察院,一方面是进一步提升监察系统实力,另一方面对赵匡义而言也是权力的扩大,相辅相成的事。
赵匡义看得清楚此事的影响,于他自身有大利,自然开怀。
相比之下,赵德崇则显得要谨慎些,想了想,道:“这可是得罪人的差事!”
闻言,赵匡义摆摆手,笑道:“想要做事,做成事,哪有不得罪人的?何况,到了为父这个地位,值得我去得罪的人与事,也不多了!你之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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