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特征探析（转）(3/7)

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文武百官视事办公的常服——团衫，其前胸后背均缀用金银彩线绣成的饰服，称为“补子”，其服遂名“补服”，以标识品级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驸马绣麒麟、白泽(传说中能言、通达万物之情的神兽)，文官一品绣仙鹤翩翩翱翔，二品绣锦鸡安然漫步，三品绣孔雀冲天着地，至九品则绣鹌鹑觅食草丛，未入流的杂职官绣练鹊。至于教坊司乐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教坊官由于“近墨者黑”，亦被视为“有溷清流”。然而这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却在明朝后期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实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32]，甚至乐工的装束也是“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于经常出入交际场中，完全突破了只许穿劣质衣服的禁令，“倡优服饰侈于贵族”[34]，并领导着时装潮流，新式新制，世间争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特别是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36]，更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如今却成了时装潮流的领袖，这当是明初肉食者们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严格规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浅色”，不得穿闪光锦绮，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后期，大红礼服“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37]。当是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7]的现象蔚然成风，国家律令被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强权约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已变得软弱无力，封建等级体系被彻底打乱，这是明朝中后期服饰变迁所蕴含的最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追逐时髦的流变性

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大抵说来，质地由低廉朴素转向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调转向鲜艳纷繁，式样由规整刻板转向新奇复杂，而且变换周期短促，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

以河南太康县为例，“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绫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时的福建建宁县，“男饰皆瓦笼帽，衣履皆丝，时改新样；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40]。

万历初年的南直隶通州，“衣长，裙阔，领宽，腰细，倏忽变异，号为时样”[21]。尤其是东南都会南京，在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仅一小小的头巾，就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等名目，质地则有帽罗、纬罗、漆纱、马尾纱、龙鳞纱等品种，“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鞋子在以前只有云履、素履，万历时又有了方头短脸、鞋、罗汉革及、僧鞋等样式，“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松江的服饰变迁，既显得真实可信，且可见其追逐时髦的势头似乎更在南京之上：余始为诸生，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裙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以练为度，亦不多见。隆、万以来，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阳明衣，乃其心好异，非好古也。绫绢花样，初尚宋锦，后尚唐汉锦、晋锦，今皆用千钟粟倭锦、芙蓉锦大花样，名四朵头，视汉唐诸锦，皆称厌物矣。罗·初尚暖罗、水围罗，今皆用湖罗、马尾罗、绮罗，而水围罗又下矣。其他纱绸，更易不可胜计。[23]。

这里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静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员燕居冠戴，京官则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地方则各省方面官及府州县官才有资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余人等不得滥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深衣大带，忠靖、进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设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隶广平府也是“忠静之制，杂流、武弁、驿递、仓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学子羡其美观，加以金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