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给残酷换一个词(1/2)

七块钱是什么？

有人说能买包零食、坐段专车、买两把小菜。

可在虽然酒醉无状，但仍然细细将七块钱抹平收好的宋丽看来，他们不懂。

甚至在知乎上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存在一些那么在乎几块钱的人？”

不怪谁。

这个问题，不懂的，就是不懂。

在宋丽还是十多岁的时候，她不愿在那个穷得鸡都没有几只的老家度过一生，独自跑来在她眼里已是顶大的城市——山城。

山城的路是变态的，车马不畅。在以前很长的时间里，货物都只能靠人力来拉运，也就是俗称的棒棒。

没有文化没有手艺的宋丽当时年轻、能吃苦，便在老乡的介绍下当起了一个女棒棒。

力气毕竟不如男人，大米只能扛四十斤，饮料一次两大件，更多的时候是守在小五金市场给人家扛新买的杂物。

很多时候路并不远，但也许要上六楼，一趟只有几毛钱。

她住在市场边一栋拆规划拆迁了许多年，却始终没有被拆掉的危房里。

一楼是些做苦力的汉子，二楼零散住了七八个女人。有拾荒的老婆婆，也有在黑作坊做假猪耳的中年妇女。

有简易的电灯，两个共用的插座，没有热水、没有天然气。有些窗户连玻璃都没有，用泛黄的报纸糊住，一旦天冷下来，那阴湿的寒气就会钻入进来。

厕所是混用的，脏兮兮的厕所还兼着男人们的冲凉房。

女人洗澡则是去楼上露台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棚，必须自己提着热水上去。

水要很烫，否则很快便会变凉。

宋丽就这样和一群不起眼的人住在这画满了“拆”字的危楼里。

因为便宜。

对于他们来说，几块钱意味着几百斤的大米，意味着捡拾了一天的塑料瓶，意味着犹豫了很久还是宁愿走上十几里而舍不得的公交钱。

甚至意味着梦里的未来又多了一分浅浅的希望。

残酷吗？

也许可以换一个词语。

叫生活。

那时的宋丽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直到她遇见了一个男人。

男人很年轻，只比她大上两、三岁，也许是这样，毕竟她从没看过他的身份证。

相识是在危楼里，男人也是来做棒棒的。

可他脑筋活，与之对应的就是人懒了些，只做了两个月，在给宋丽说了许多新鲜故事之后，便消失在这个行当。

半年后，当他再出现在宋丽面前时，已是一身崭新的衣裳，手腕上还有一块手表。

他说自己在一家饭店打工，已经做到了领班。

他说，要带她走。

那年宋丽十八岁，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这段生活很甜。

男人宠着她，不让她出去做事，经常从饭店带回些味道很好的吃食。

他们还有了个宝宝，男孩，长得有些瘦弱，但是笑起来很可爱。

男人说瘦些不怕的，这孩子将来一定是要读很多书，做大事的人。

所以名字里要有个书字。

日子一天天过去。

宋丽不懂，时间久了，生活就会变淡。

她只是觉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过男人带回来的剩菜。

男人好像越来越忙，而她肚里的第二个孩子也越来越大。

最后她是在出租屋的厕所里产下的这个女婴，如果不是住在隔壁的姐姐提早下班，差点就会死掉。

宋丽抱着一个，牵着一个，满城找男人。

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在一间亮着粉红色灯光的按摩店找到了男人。

男人指了指身边化着浓妆的女人，说这才是他的真爱。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总是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在你身后推上一把。

有的人爬起来，瘸着腿走下去。

有的人就摔死了。

宋丽就是摔死的那个。

她再也扛不动大米，只能如行尸走肉一般活着，开始化浓妆，有钱时也像以前男人那样喝酒，叼着烟在牌桌上熬夜。没钱时，通常就是连夜带着两个孩子收拾零碎行李搬家，躲避天天上门的债主。

她在歌厅陪过酒，在火车站卖过手机，向在路边槐树下乘凉的老人们宣传过一款保健品的神奇。

最后她也去了一个有着粉红色灯光的小店，坐在门口招呼着路过的人。

之后也有过几个男人，有的没事就会打她，有的为了吸毒而卖血，还有一个与人打架时被人捅断了肠子。

换过几个城市，最后定居在这里。

两个孩子就在这有一顿没一顿中慢慢长大。

宋丽是爱着儿子的，她哪怕在牌桌上奋战时，仍然会偶尔想起从包里摸出一个糖果递给坐在一旁地上玩蚂蚁的儿子。

同样在趴在地上流着鼻涕的女儿自然什么也得不到。

她恨这个小女孩。

就是这个祸害的到来才让当初的男人跑去路边小店寻找真爱。

更何况，女儿长相随父亲，每次看到女儿的模样，她都如心如针扎。

两个孩子上了几年学，可陆续又办理了退学的手续。

对于儿子是因为心疼。

儿子瘦弱、胆小，在学校总是受着欺负，她一怒之下便将儿子领回了家中。

虽然这份瘦弱与胆小，正是因为从小就经常被酒后失控的母亲暴打而造成的。

哪怕这个母亲每次打完了就会抱着儿子伤心欲绝地哭泣。

而对于女儿则是憎恨。

凭什么养到了这么大，还要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