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9章 宿命之佣(3/4)
,通过货币数量来调控物价。而非是商品。至于金银铜则是补充货币,包括铜币也沦为准货币。”张商英终于听懂了:“太保之意是一旦金银数量增加,绢交则不必与金银挂钩,也不必与铜币挂钩。”
“天觉。此言中的也。但有三个必要的前提,绢交必须得到大家信任,甚至比铜币还要信任,那时绢交才是成为唯一的‘真货币’之时,金银可以稍稍放开一点了。其次就是放开了金银,储蓄的本金金银数量必须是货币的一半。那怕金银价格严重下跌,这个本金是不能少的,否则绢交价值可能就会严重失控。绢交合理的数量是十文钱相当于九文到十一文之间,但这个比例能高于十一文,却不能低于九文,也就是宁缺勿滥,因为缺可以增印,但滥掉后,再也收不回来了。”
王巨请这几十名重要的行务使回京,说的就是这三条,但为何当着赵顼的面说,同样也是解释给赵顼与诸位宰相听的。
还有几个月,王巨就要去陕西了!
他在陕西只能建议了,却不能插手,更不能主导。
因此这些交待到用到之时,那要过很久了,不过现在就要说清楚。
大家都不懂啊,包括王巨,也不是很懂,只能说他见识要更长远一点罢了。
但这个见识很重要的,因此不仅讲给赵顼与几个宰相听,同时也将这些行务使请到京城,讲给他们听。这些行务使都是年青的官员,指不准以后谁就会主持银行司了。
王巨又详细地讲了许多他记忆中的金融知识,甚至还略略讲了股票与期货,不过对这两条,王巨是比较排斥的,尽管它们如果做得好,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房屋按揭,对此王巨持着中立看法,不过现在同样没有那个必要,本身还没有足够货币放贷呢。不过说了,是有备无患,一旦经济萎缩了,则可以推广房屋按揭,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
说完了,让张商英带着这几十名行务使退下。
老王说道:“子安,长见识了。”
“太保,绢交如此重要,银行司一旦选人不当,国家岂不危矣?”小赵佣忽然说道。
“殿下,中也。可是事有利弊,它利远大于弊,并且也是大势所趋。彼岸有许多土著用贝壳做货币,实际我们的老祖先也用贝壳做过货币。只是随着文明发展,才用金银与铜币做货币,便于商业发展。到了我朝,更是出现了交子。这个交子就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但因为是新事物,大家不懂。现在臣将它规范化,让其有信誉,正式成为先进的货币,进一步刺激商业发展,以使更多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但起先之时,必须要小心翼翼的,这与臣在南方时一样,虽拿下大理与交趾,但再三请求陛下,在六年之内,不得指望其收益,而将其财政税赋留下来,开发两路,直到两路发展起来。与我朝差距缩小,百姓也融合于我朝,才可以根据情况,朝廷抽调一部分税赋作为收益。事物不一样。性质却是一样。”
“再就是选择人,其实没有银行司,国家选人也要慎之又慎,仁宗之世,举世称誉。但实际庆历宋夏之战时。我朝远比现在更困苦,真正辰光好的时候乃是仁宗前期与仁宗中期,随后旱灾涝灾全部到来,幸得吕夷简为相,操持有术,我朝才没有出大乱子。仁宗中期首相是从贾昌朝开始一直持续到庞籍公,也包括文公第一次为首相,但文公第一任首相时,表现十分出色,同时还有君子们所讥讽的贾昌朝与陈执中等人。随后仁宗以富公与韩公为首相。庞公自太原回京述职,仁宗说,天下人皆认为朝廷得贤相。庞公说未得重位,无人恨之,故爱者多。但身为首相,如果为公,天下憎者必会比爱者多,或以公媚私,那么爱者还会多,只是会误了国事。果然。仁宗晚年,天下士大夫继续爱戴韩公与富公,然国家财政从那时就开始败坏。”
“父皇,贾昌朝与陈执中如何?”
“佣儿。两人操守略差,才能却很强。”赵顼答道。
“操守重要,还是才能重要?”
“殿下,”王巨在下面替赵顼回答道:“司马光曾说过一句话,德大于才,则是君子。能用之,才大于德,则是小人,不能用之。只说了一半,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其实吕夷简与陈执中、贾昌朝等人差不多,都是属于有才能,可操守略差的大臣。但为什么仁宗多次起用吕夷简?有才有德之人,那是最好不过了,然而这样的人大臣能有多少?即便范文正公,操守有了,才能还行,然而能否为首相?因此国家用人,实际是才大于德,只要有才华,那怕操守略缺,问题也不大。但有一条,不能有不诡之心,只要对国家忠心,虽操守欠缺犯了错误,国家可以将其贬一贬,用之警告,还可以再度起用。但有了操守,才能不足,绝对不能重用。就如臣的恩师,他的操守可以说无几人能及,为何臣不向陛下推荐?才能不足也。”
“这是我朝,还有唐朝,唐朝四大贤相,房杜姚唐,姚崇操守同样不行,私心重,心机深,还有那么一点虚伪,然为何列为四大贤相之一,才能弥补了!眼下还有一个最好的例子,比如臣,操守比吕夷简姚崇更差,为何陛下还继续重用?因为这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国家可以容忍其操守略欠缺之,但不能容忍他不替国家效劳,或如现在的文公,有才能,甚至名气更有了,然而一心为私,却不想着国家,因此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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