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四六章 二王（下）(3/3)

陈襄，也是宋朝的一个有名老臣。天下名儒之一，还写得一手好字，担任官员时，似乎政绩也不错。这次同样成了保守派的主力军。要命的是他是福建人，似乎便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俺是南方派系大臣，同样不支持变法！

王巨也不大注意，并且以前陈襄也写了许多奏疏，王巨利用一些渠道，得到了他这些疏奏的部分内容。一是反对变法，二是反对王安石。不过不变法，国家怎么办。

陈襄便写道：今日之弊，在於国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广。陛下但遴选主计之臣，付与利柄，取天下赋入之籍，度县官调度之数，百用为之均节，而归之艺极，则浮费省而财用足。省徭役，薄赋敛，宽关市之征，弛山泽之禁，修庠序之教，劝之以忠、信、孝、悌，尊贤而使能，才者进，不肖者退。农有余财，民服其教，吏称其治，然而国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

宋朝现在的问题确实就是庞大的费用开支。

一是兵费开支，经王巨提议后，狠裁了一下，从明年起渐渐开始不需要付出安置费用了，那么一年会省去一千多万贯费用。但还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非裁去一半军队，然而面对西夏与辽国的威胁，谁敢这样裁？

二是官员费用，官员数量太庞大了，如果将高级官员的薪酬减去一半，再削减掉一万名官员，又是一千多万省下去了。然而连王巨都不敢说，陈襄敢说吗？

三是越来越多的宗室子弟，这部分费用三司未现，用费是内藏库拨出来的，但若没有这些费用，内藏库岂不能拨出来补贴三司？可是陈襄敢说宗室子弟不赡养吗？

四就是冗费，也就是王巨所说的冗政，陈襄所说的浮费。

官员机构重叠臃肿，导致政令不能畅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庆历战争时，一斗粟大后方的成本不足十文，但到了前线，变成了三百多文，一千多文，并且里面多有霉变的积年陈粟，或者是搀了太多的泥沙，导致士兵不能食。

为什么，正是参与的机构多，无法追究失职的官员，才有了这些丑陋现象。

这就是浮费。

如果政令通畅，国家机构高效简洁，官吏清廉，办事认真，这些浮费自然会消失。

但这比实现儒家的大同还要遥远，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况且谁是贤者，谁是才者，此时这个贤与才二字已经严重扭曲。因此陈襄所说的策略，除了夸夸其谈外，一点参考价值也没有。更不要说省徭役、薄敛财，那个君王不想？如果宋朝一年财政收入压缩到五千万以下，保证天下欢天喜地，然而后果呢，好了，只要五年，宋朝就要灭亡了。要么继续借下去，那么借下去会导致什么后果，请看明朝为何灭亡的！如果明朝国库有足够的钱帛粮草，能坐视陕西饿死那么多百姓？那么李自成与张献忠能有起义造反的土壤吗？

“朕非亡国之君，”这是崇祯在煤山临自杀前说的一句话，想来那时崇祯心中何其之冤！

因此王巨听到后，评议一句：“书呆子！”

陈襄不会管王巨是什么想法的，继续说道：“臣想来陛下之心必不如此，然则天下人皆知误陛下者王安石也，误安石者吕惠卿也。”

吕惠卿气得发抖，我是支持了变法，但我不是主导者，你这个老家伙在胡说八道。

但陈襄乃是言臣，怎么办呢。

陈襄继续说：“以陛下聪明，观天下之论议，其法制利害固已灼然也。奈何安石持强辨以蛊惑于前，惠卿画诡谋以阴助于后，加以反覆比周小人随时观望，平时公议，则举知其法之非，一挠于利，则又言其法之是。此虽陛下之至对，不能无惑，虽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为朋党。近者，谏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孙觉以奏对反覆，落职外迁；御史中丞吕公著而下，皆以不职为言，乞从责降。而臣独区区未敢以请者，尚冀犬马之诚，一悟圣意，许以青苗之法下议百官。一吕二王，天下必亡。如臣言非，则甘从远窜，以戒妄言；如臣言是，则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贬斥，以谢天下。”

王珪恼道：“陈襄，关某何事！”

这个二王，一王王安石，那么另一王呢？姓王的官员很多，不过除了王安石，重量级的“王”只有王珪了。

“我不是说你，而是王巨。”

赵顼终于睁开眼睛，奇怪地问：“为何是王巨？”

关于青苗法利弊，参与的大臣很多，但王巨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这个王岂不是很奇怪了？不但他，许多人也感到纳闷，包括王巨自己。